来源：共识网

　一、工具与目的

　　晚清的时候，中国的一些精英人物倡导宪政民主，因为他们认为西方诸国强大，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这些精英人物的目的是国家强大，宪政民主则被理解为某种工具。后来，苏联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实行宪政民主，国家照样可以变得强大，甚至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变得强大。

　　假如当时出现另一个国家在更短的时期内成为强大国家，即使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比苏联更加不堪，那些精英人物想必还是会对之心动吧。

　　晚清的宪政民主失败了。幸亏失败了，否则，宪政民主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个怪物——宪政民主都是人们奋斗争取来的，哪里有什么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接受的宪政民主?

　　急功近利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任何事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人们用来实行某种目的工具。“为真理而真理”之类的说法，普通中国人觉得这不是愚蠢就是虚假。

　　急功近利几乎把一切都当作工具。在急功近利的民族里，万物都渺小化了，人同时也渺小化了。职业可以让人们谋生，甚至可以让人们发财，但这并不是职业的全部。谋生和发财是职业带来的不起眼的副产品之一。在一个缺少宗教虔诚的文化里，人们获得神圣感的最可靠的源泉或许就是职业了。

　　二、痛苦与快乐

　　“老寒腿”这种病十分折磨人。老寒腿病缓解之后，我有说不出的快乐。这快乐常人难以理解。痛苦结束之后接着出现的，不是无痛苦，而是某种快乐。没有不可思议的痛苦，就没有不可思议的快乐。真正的痛苦是不能克服的痛苦，最有价值的痛苦是可以克服的痛苦。

　　佛教安抚人心的功能有多大，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当年经受的精神苦恼也就有多大。大肚弥勒佛脸上挂着最灿烂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不浅薄。内涵最丰富的表情应该是笑，而不是愁眉不展。人或许是唯一能够笑的动物，那大概是因为只有人才能深刻地体验到痛苦和快乐。中国古诗中写“愁”的地方比比皆是，可见愁也只是寻常之物，似乎只有李白成功的写过大笑，而且寥寥无几——“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早年艰辛备尝的当权者把自己对痛苦的知识加以运用，在中国的中、小学校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让学生们吃难以下咽的饭菜，用这样的饭菜象征所谓旧社会，也就是让旧社会象征痛苦，最终的目的是让学生热爱现在的新时代。只是效果不彰。一些学生得知第二天将要忆苦思甜之后，头天晚上就会饱餐一顿。痛苦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制，快乐却并非如此。

　　《红楼梦》里描写贾宝玉是“无故寻愁觅恨”。说“无故”其实是不对的。贾宝玉当是不满足于平常的快乐，而是通过寻愁觅恨而追求这个愁和恨解除之后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快乐。贾宝玉是“富贵闲人”。在富足的环境里，快乐通常是琐屑不足道的。最近几年人们谈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富裕了不少，但中国人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提高?

　　三、性善与性恶

　　儒家，尤其是孟子，主张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深刻塑造了中国文化;基督教主张性恶论，认为每个人有原罪与生俱来，基督教深刻塑造了西方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张性善论的中国，严刑峻法是一个突出的历史事实，而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

　　既然人性是善的，你就不应该做坏事，你居然做了坏事，你就对不起你的善性，除了承担做坏事的后果，你还必须为你亵渎了你自己的善性负责。这大概是严刑峻法的内在逻辑。

　　既然人天性中有恶劣的东西，做坏事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像春雨一过幼苗会破土而出一样，随便给一点处罚也算是对做坏事的人的苛刻了。这大概是慈悲文化的内在逻辑。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厚道的人容易倾向于性恶论，刻薄的人则容易倾向于性善论。

　　四、妒忌

　　跳高比赛是独特的。这里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所谓的冠军其实是最后的失败者。跳高比赛可以被理解为是所有的运动员联合起来，共同对人类跳高水平的极限发出挑战。所以，成绩最差的运动员应该是对冠军最怀有敬意的人。

　　人类意识强的一个人不大可能对其他人的卓越心生妒忌。相反，他会为任何人的卓越感到自豪。晚清时的龚自珍当年感觉痛苦的，是发现那时候的中国，连一个卓越的盗贼都没有。

　　据说薛道衡写出诗句“空梁落燕泥”之后，隋炀帝杨广十分妒忌，终于找到一个理由把薛道衡给杀害了。杨广是皇帝。一个人的地位再高，也不能让这个人免于妒忌的折磨。

　　文化大革命或许可以说就是“妒忌大发作”。谁优秀就消灭谁，这是那时期一场又一场悲剧的实质。在中国城市的街头与普通人聊天，时间一长，你就能发现人们因为别人的各种卓越之处而流露出妒忌之情。地位低微的人对于妒忌也没有天然的免疫力。

　　卓越的鲜花开在有毒的妒忌之土壤上。专制制度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卓越人物进行迫害的历史。国际交流如此频繁的今天，人们注意到的一点是：中国人是最爱妒忌的民族。这不足为奇，因为中国有最漫长的专制历史。专制帝王严加提防的是各种杰出的人物，明朝不让文武双全的人当将军，当将军的是一些平庸的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有关妒忌的故事发生在狂暴的秦朝——丞相李斯害死了同门师弟韩非。

　　佛教把人们心中三者恶劣的东西称作“三毒”，它们是贪、嗔、痴。或许，真正最有害的是妒忌。

　　五、孝

　　孔子喜欢回答学生就孝提出的问题，孟子一说起舜对自己那个混账老爹是如何如何的孝顺的时候，简直就是眼泪汪汪的。有意思的是，孔子是遗腹子，孟子好像也是早早就没有了父亲的人。这样的两个人容易对父亲产生美好的想象。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对于孝的重视，竟然深刻塑造了其身后的中国文化。

　　但这不能怪孔子和孟子。

　　周朝以礼治天下，秦朝以残暴治天下，礼和残暴都不行了，汉朝的帝王灵机一动，决定“以孝治天下”。汉文帝的全称其实是汉孝文帝，汉武帝的全称其实是汉孝武帝，孝字被汉朝每一个帝王都顶在头上。实际上，当年的劲敌项羽用刘邦的老爹要挟日后的汉高祖刘邦，而刘邦根本不吃这一套。

　　但单纯一个孝字不可能有什么治天下的神通。孝与秦朝祖传的“连坐”相结合，中国人身上的血性就被消减了一大半。一个孝子最怕的是什么?只能是使自己敬爱的父母因为自己而倒霉。“父母是不是会因为我而倒霉”，这是孝文化给中国人套上的枷锁。

　　只要“连坐”的幽灵不彻底消失，专制统治者早晚就会鼓吹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