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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明传承的创新之路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调查

2013/8/16

 来源:人民政协报 

正在进行维护的嘉峪关城楼

 

编者按:
         从甘肃兰州出发,向西北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抵达敦煌,这一行程跨越了1000多公里。现代化高速公路方便快捷,连绵不断的祁连山脉在远处延伸,湿地、沙漠、雪山、戈壁,西北风光一派高远深邃。如果时光能够流转,穿越千年,在这条路上不会有汽车轰鸣,而是飘荡阵阵悠扬的驼铃声,商贾们满载着丝绸、香料、玉石等物品西出东进,穿行于亚欧之间。张骞、法显、玄奘等,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足迹。“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无怪乎有人说,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史一直在上演西部片,电影的胶片,就是由丝绸引发的漫漫历史。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2013年1月21日,甘肃省上报《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获国务院正式批复,标志着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甘肃有着大量珍贵的文物遗址,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新平台上,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的历史文明?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踏上了这条有着灿烂历史文化的丝绸之路。
        科学保护修复传承历史
        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绵延1600多公里,烽燧、城址、驿站、渡口、关隘、墓葬、寺塔、石窟等历史文化遗址如繁星般分布,出土文献和艺术品内涵极为丰富。汉晋简牍和敦煌藏经洞文书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四大发现之两种,直接催生了简牍学和敦煌学两门学科,而金石碑刻、壁画造像等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为了解丝绸之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在这其中,石窟艺术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所以甘肃也有“石窟艺术之乡”的美誉。
       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石窟是会让人不断发出各种惊呼声的存在。庄严的佛像、精美的壁画与自然融为一体。被史学界誉为“石窟鼻祖”的武威天梯山石窟创建于十六国的北凉时期,距今已有158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天梯山石窟现仅存3层,大小洞窟17处,窟前原是浩大的黄羊河水库。其中主体建筑大佛窟如来坐像神态逼真,气势恢宏。当记者来到大佛窟时,发现观赏大佛的所在是包围着佛窟的一条半圆形水坝,坝外的水库已经无水。据天梯山陈列馆讲解员介绍,水坝是为了防止大佛脚部被水淹没而修建的,七月是枯水期,水库已经将水放出灌溉农田。原先这里只有一条蜿蜒的黄羊河水,1958年,为蓄积珍贵水资源发电、防洪和灌溉,决定修建水库。不过,水库一旦蓄水,天梯山石窟下部两层十个洞窟将被全部淹没,而且上方洞窟也可能坍塌毁灭,为了挽救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对石窟勘查清理后进行了搬迁保护,采取对历代层叠的壁画定位分块、修整加固,然后层层剥取,对中小型彩塑整体搬取等方式,这批珍贵的文物目前存放在西夏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
        记者随后来到武威市西夏博物馆,在博物馆库房中见到了上述文物。50多年过去了,文物与石窟的前景规划如何?天梯山石窟管理处主任卢秀善告诉记者,天梯山石窟搬迁文物有798件,绝大部分都在西夏博物馆中保存。从2012年底开始,敦煌研究院专家对每一件文物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评,一件一件定方案,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修复方案,正在报国家文物局审批。“天梯山石窟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点文物项目,预计用七到八年时间,将文物进行修复,并进行保护性设施建设,争取在原址建立博物馆展出。”
         翻开词典一样厚重的《天梯山石窟搬迁壁画彩塑保护修复方案》,记者发现,每一件文物都有详细的现状记录表。比如4窟16-1号的壁画残片,表中有其长、宽、厚的精确尺寸,具体病害描述为:壁画四周石膏加固,画面中部两处石膏加固;起甲分布在残块中上部;壁画左侧上部泥渍覆盖,整块表面灰尘覆盖;白粉层脱落主要分布在左侧下部及中上部。末尾还有详细的记录时间及记录人。保护修复项目负责人,同时也是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常务副主任苏伯民说:“石窟壁画的保护修复是一项非常精细的工作,修复的好坏不仅取决于技艺,更取决于对文物全面深入的认识,要走科学化、精细化修复的路子。”
         “文物修复就像动外科手术,对文物本体肯定会带来一定影响,是不得已而为之。”苏伯民介绍,石窟暴露在外部环境中,受自然条件影响严重,壁画是泥质的,更为脆弱。以莫高窟为例,地质成分中有大量可溶盐,盐分在岩体、壁画颜料层均存在,当湿度增大时盐分潮解,而干燥后就结晶,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结果就造成壁画起甲等病害现象。而石窟顶部裂隙水汽不断渗入,也会形成这种影响。对此,修复时就要采用脱盐技术去除和降低文物材质中所含的盐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文物修复不仅是要动手术,还要弄清楚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对病害形成,发生过程进行科学研究,形成科学的防护措施。
        不仅脆弱的壁画需要科学保护,看似坚固的长城也同样如此。“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多处城楼现在都被绿色的脚手架严密包裹着,嘉峪关文物景区管委会主任马国帮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来回忙碌。“2011年启动了嘉峪关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包括文物本体保护、嘉峪关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公园三项建设内容。”他说。在一张工作进度表上,记者看到,目前嘉峪关关城木结构修缮、长城墙体保护和防渗排水工程以及长城第一墩崖壁锚固二期工程等项目都在紧张进行中。
        用数字技术永久保留历史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是于右任先生1941年参观莫高窟后写下的《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面对莫高窟荒芜破败、流沙堆掩的现状和前景,他忧心如焚,提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保护机构,以便管理、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文物艺术。此后,国民政府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留            法归来的油画家常书鸿任首任所长,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走上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7月25日,当记者到达莫高窟时,正值旅游旺季,游人如织,大多分成十多人的小组,由导览员带领着,依据不同的线路错开进行参观。而在莫高窟以北15公里的戈壁边缘,经过5年建设,一个形如起伏沙丘、与大漠浑然一体的建筑——游客中心主体结构已经落成,记者看到,将于明年5月投入使用的游客中心正在进行室内设施安装。“游客可以在这里通过数字穹幕电影等方式感受莫高窟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再进入洞窟实地参观。这样可以减少洞窟停留时间,同时整体参观用时将由目前的两个小时延长为2.5至3小时。”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
        与于右任先生所见的莫高窟以及前辈常书鸿、段文杰所面临的状况不同,1996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的阶段。随着这十多年来旅游热的快速升温,旅游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面对新的课题,她找到了答案——“数字敦煌”。
         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樊锦诗委员提交了名为《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首次提出了数字敦煌的项目。她指出,数字敦煌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使得敦煌艺术得以永久保存;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用计算机完整地储存下敦煌艺术档案。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开始了数字化探索。1989年,孙志军来到敦煌时,仅有19岁,青春年少的他扛着相机踏遍了敦煌的每个角落。那时的他也许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1999年4月,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对莫高窟开始了壁画数字化档案的摄影采集和图像处理工作,标志着数字化工作的全面开展。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成立了数字中心。已是中心副主任的孙志军告诉记者,数字化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化整为零”,将一面壁画分为若干小块进行拍摄;第二步是“化零为整”,将前期拍摄的大量图片进行拼接还原成为一幅完整壁画。
        从1999年开始的最初数字化合作中,共完成了敦煌石窟22个典型洞窟的数字图像,但受技术条件限制,图片分辨率只有75dpi,成像条件并不好。2010年,新一轮数字图像工作开始,这一次分辨率达到300dpi,适用度非常好。孙志军说,洞窟的数字化工程是非常耗时的工作,“以61号窟为例,洞窟壁画面积756平方米,我们投入4个小组20多人,每平方米拍摄60到70张图片,耗时两个半月才完成。”而后期处理阶段时间更为漫长,据数字中心图像数字化研究专家俞天秀介绍,后期图片拼接的时间大约是拍摄时间的3倍,而洞窟面积越大,这个比值有可能更大。
         孙志军说,目前已完成了59个洞窟的数字化工程,仅2012年就处理了约6万张图片。高质量的数字图像在永久保存的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图像处理室,俞天秀用电脑向记者展示了高达60G的第61窟西壁北侧壁画《五台山全景图》的数字图像。图中任意一小块区域都可经得起数倍放大,依然保持高清画质。就在此前一天,记者曾在61窟中现场观看过这幅壁画,由于洞窟内自然光极弱,几乎为夜晚光感,只能循着讲解员手中电筒发射出的一束不很明亮的光线照射依次看到很小一片内容。如今两者相结合,匆匆忙忙的洞窟穿行之间被忽略的大量信息,数字化后得到极好表现。“数字化利用空间很广泛,包括虚拟漫游、3D动画等。”孙志军说。
         对于数字敦煌,樊锦诗充满着期待。“莫高窟不是一个博物馆展室,而直接是‘文物库房’!有人经常指责说莫高窟‘过度保护’,我听了就很生气,不能让莫高窟在我们手里留不住。”她指出,旅游开发和历史文物保护之间要寻求平衡,敦煌研究院通过10多年的洞窟监测、游客调查等评估分析,确定了直接影响各洞窟每日游客承载量的5个关键参数:25人的标准参观组人数;每平方米2人的实体容量;洞窟可容纳标准参观组的最小面积为13平方米;平均8分钟的洞窟参观时间;洞窟可接受的二氧化碳浓度应不超过1500ppm。“我希望能做好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通过数字化让人们能够更深入地感受莫高窟的历史文化。”樊锦诗说。而对人们关于游客中心取代文物本体的担忧,她予以否认,“游客中心与洞窟参观是相结合的,游客来了,我们不仅要让他看,还要让他看好,看明白。”
         今年5月的深圳文博会上,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影像技术开始成套输出,并已在河南、山西等地的文物保护中应用,数字敦煌为文物保护和研究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敦煌研究院图像专家俞天秀演示洞窟虚拟漫游

 

天梯山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