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一重要表述，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新常态”已成当前最热的经济关键词，仅百度搜索就有256万个相关结果。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之举。
       整体上看，新常态经济包含着经济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从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而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战后的日本、德国、韩国等一些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高速之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增速的回落。我们必须理性对待经济速度的“换挡期”，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较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这是非常好的结构优化迹象。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加快实现健康中国、养老中国、宽带中国等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今后，通过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等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效益”。
       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打造“中国质量”，真正实现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质量“上台阶”。
       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一次质的升华。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政府不搞强刺激、大调整，主要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等途径，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并通过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方式来弥补“市场失灵”。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由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正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经济与社会所表现出的“高增长依赖症”和长期增速趋缓为核心特征的新常态之间存在强烈冲突，而且由于“高增长依赖症”会长期存在，因此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会长期存在。我们要面对“高增长依赖症”和新常态之间的冲突，更要想办法去解决冲突。解决冲突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二是降低经济与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中国的确可以继续实施以高投资为支撑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重新回到8%以上的高增长轨道，但是高污染、高能耗、贫富差距拉大、产能过剩加剧、经济结构失衡、流动性泛滥和腐败盛行等老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因此单纯追求这样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笔者认为，以平常心适应新常态的根本之道在于，着力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全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

　　第一，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重视并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有助于稳定社会架构、增加社会弹性，从而降低经济与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在推进社会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重点需要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高社会管理水平，扩大就业并促进再就业。
       第二，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政府职能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并重”。虽然以高投资为支撑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实现了“做大蛋糕”的目标，但是却没有较好地“分好蛋糕”。未来需要在适度“做大蛋糕”的同时努力“分好蛋糕”，为此需要着重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要素市场改革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有助于“做大蛋糕”。而且，要素市场改革之后，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会有所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有助于扭转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从而有助于“分好蛋糕”。二是，实施总量减税。总量减税可以同时刺激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扩张，从而实现“做大蛋糕”的目的。而且，以往的高税收体制不但没有在二次分配环节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导致了逆向调节，而总量减税则可以扭转二次分配环节的逆向调节问题，从而实现“分好蛋糕”的目的。总量减税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也是可行的。2011年，欧盟国家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3%，美国和日本更是分别高达99%和223%，尽管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但是中国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53%，因此目前中国仍有较大的减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