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代表———京剧，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汇集和融合了各地方剧种的艺术精华，博采众长，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尚长荣先生通过对戏曲历史和京剧形成与发展的阐述，讲解了京剧的艺术特色；通过对京剧传承与发展的讲述，思考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之路，并对京剧艺术进行了全面解析。本期讲坛是尚长荣先生近日在全国政协京昆室举办的“戏曲艺术系列讲座之七———京剧如何继承与创新”的讲座内容，现将其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京剧的形成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广袤的土地、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语言，上下数千年，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孕育出了独特的东方文化。
    从周秦的乐舞、汉代的百戏到隋唐的参军戏，这些表演艺术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戏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中国戏曲孕育时间之漫长、来源之丰富，在世界戏剧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两宋之交，在浙江温州一带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南戏。南戏综合运用歌唱、对白、舞蹈等形式，来表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比较复杂的场景，这标志着中国戏曲的正式诞生，南戏也由此被称为“百戏之祖”。
    进入13世纪尤其是元代以后，中国北方地区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综合性戏剧艺术即元杂剧，这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象征着中国戏曲文化进入成熟阶段，并由此出现了一大批流传千古的优秀剧目，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等。
    明清时期，中国戏曲继续发展，剧本和表演艺术都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和进步，主要成就是明清传奇、杂剧的繁荣和清代地方戏的兴起。
    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不同的是，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在发出耀眼光芒之后，因为历史的原因都中断了，留下的只是文字和史料记载，唯有中国戏曲一直生生不息地发展演变至今。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悠久历史中，戏曲一直没有停止过变化和成长，尤其是在近现代以及当代社会，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年底，全国戏曲剧种普查结果公布：全国共有348个地方戏曲剧种。这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福建梨园戏、秦腔、昆曲、京剧等，也有年轻的剧种，例如越剧、黄梅戏、沪剧等。它们互相影响、借鉴并发展，代表了各自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见证了时代的更替和变迁，是中国戏曲百花园中不可替代、独树一帜的文化成果。
    京剧，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我国的国粹。1990年，原文化部曾举办过一个“徽班进京”20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曾想用“京剧诞生”这个名字，后来没有采用。
    “徽”指徽调或徽戏，是安徽地方剧种之一；“徽班”指演徽调的戏班。清代初年，徽调在南方深受欢迎，有许多著名的徽班。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乾隆皇帝过80大寿，各省官员竞相献礼。浙江盐务大臣约集了久享盛名的安庆“三庆徽班”，由著名旦角演员高朗亭率领晋京祝寿演出，大获成功，赢得了“京都第一”的声誉，这就是“徽班进京”的开始。继三庆班之后，四喜、春台、长春、启秀、霓翠、和春、双庆等徽班也陆续进京，逐渐取代了昆曲和弋腔在当时北京舞台上的位置，日益受到观众的欢迎。在演出过程中，几个班逐步合并到最著名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并形成了“四大徽班”。
    四大徽班在演出上各具特色，当时有这样的赞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春台的孩子、和春的把子。“轴子”是说三庆擅演有头有尾的整本大戏；“曲子”是指昆曲，说四喜擅演昆腔的剧目；“孩子”指童伶，讲春台班的演员以青少年为主，生气勃勃；“把子”指武戏，说和春班的武戏火炽，最受欢迎。
    由于徽汉两个剧种的血缘关系，长期同台演出，彼此融会吸收，逐渐使徽汉两班合作，徽汉两调合流，又从昆曲、弋腔、秦腔不断汲取营养，终于在道光年间形成了新的剧种———京剧。
    可以说，京剧的诞生顺应了当时广大听者、观者的审美需求，正因为它的博采众长和海纳百川，善于融合众多艺术的特长，吸收各个剧目和表现手段，才能从众多剧种中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晚清画师沈蓉圃绘制于光绪年间的《同光十三绝》中，展现了清代同治、光绪年间13位著名的京剧、昆曲演员，他们是徽班进京后由演唱徽调、昆腔衍变为京剧的13位奠基人，都是技艺非凡的表演艺术家。其中，程长庚扮演《群英会》中的鲁肃、卢胜奎扮演《战北原》中的诸葛亮、张胜奎扮演《一捧雪》中的莫成和杨月楼扮演《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谭鑫培扮演《恶虎村》中的黄天霸；徐小香扮演《群英会》中的周瑜；梅巧玲扮演《雁门关》中的萧太后、时小福扮演《桑园会》中的罗敷、余紫云扮演《彩楼配》中的王宝钏和朱莲芬扮演《玉簪记》中的陈妙常；郝兰田扮演《行路训子》中的康氏；刘赶三扮演《探亲家》中的乡下妈妈和杨鸣玉扮演《思志诚》中的闵天亮。这幅画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演员们的扮相、服饰和前辈艺术家们的风采，是宝贵的研究资料。但遗憾的是，“十三绝”中唯独没有花脸行当。
    京剧有着丰富的剧目、唱腔，不仅受到老百姓的喜欢、文人的欢迎，还符合各阶层人士的审美。清朝中晚期，清宫廷中专门成立升平署，掌管宫廷戏曲演出活动，当时著名的戏曲艺人如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等人都曾到宫廷演出，受到皇家重视，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京剧的繁荣、进步和发展。
    京剧诞生于北京，命名却在上海。这要追溯到光绪年间，也就是1876年，上海的《申报》首次以“京剧”二字称呼北方的“皮黄”，久而久之，就正式以此“冠名”了。这对于京剧在全国的普及、推广，成为真正的国粹艺术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海1843年正式开埠，迎来客往，是个繁荣的商业社会。当年在京剧界有句俗语，“在北京唱红不算红，要在上海唱红才算真正的红。”大小角儿在此接受严格的考验，以实力说话，以市场说话，在舞台表演上也逐渐形成了京朝派和海派之分。
    京剧的鼎盛时期是上世纪的前半叶，戏班、流派崛起，市场兴旺，各大“戏码头”遍及五湖四海，我们熟知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也都是成长、发展、兴盛于这一时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京剧发展的另一个巅峰时期。当时，诸多艺术先贤都健在，比如张君秋先生、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裘盛戎先生都正值盛年，这是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记得当时，打开北京的报纸，每天起码有几十台京戏可以选择，国营、民营的京剧团体恐怕也有几十家之多。政府支持、民众热情、京剧人干劲十足，这时期涌现出《杨门女将》《野猪林》等许多优秀的作品。
    京剧的艺术特色
    京剧历史是一部不断去粗存菁的发展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具体说来，包含了综合性、写意性、虚拟性、程式性等特征。
    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的共同特征，但中国戏曲的综合化程度最高，构成要素也最为复杂。戏曲的孕育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诸多要素不断凝聚融会、渗透影响、创新变革的过程。就表演内容来说，它包含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杂技于一身；就表演形式来说，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变化多样、熔于一炉；就角色类型来说，生、旦、净、末、丑，分工清晰、结构完整。
    先说唱念。有句话是“千金话白四两唱”，这个“话白”包括京白、韵白，还有打引子，可以说学起来非常难。
    比如，京剧《阳平关》的引子：“只手独擎天，奇勋早已建。虚名扶汉祚,时势魏将迁。”这几句像吟诗一样的韵白，勾画了曹操的人物形象。小时候练声，特别是在倒仓的时候，拔引子、念话白是必修课。再比如京剧《法门寺》中的引子：“四海腾腾庆升平，锦绣江山咱大明。满朝文武尊咱贵，何必西天拜佛成！”要用京白来念，京白是以北京音为主，要念出一种阉人的霸气。
    再说行当。俗称“生旦净末丑”，京剧的行当是“生旦净丑”。“末”是指中年以上的男性，现在也归到生行了。行当是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人群的分类。
    梨园行中有句俗语，“千旦百生一净难求”，也就是说，花旦、青衣、刀马旦、武旦，女士的人才能达到四位数，可以说人才济济；“百生”中的老生、武生，也可谓人才辈出；唯独到了花脸，是一净难求。学习、表演花脸的难度确实比较大。花脸分铜锤、架子和武花脸。花脸在塑造人物上是相当丰富的，上至帝王将相、侠义豪杰、龙图阁大学士、霸王项羽、卖国奸贼秦桧，从没胡子的到短胡子，从黑的到黪的，甚至是红胡子的都能演，可谓色彩斑斓，跨度极大。但纵观当下的戏曲舞台，优秀的老生、武生有很多，文武旦角也不缺人才，但按比例来看，优秀的花脸演员就少了很多。
    上世纪50年代初，京剧曾受到有的苏联专家的批评，说京戏里穿那么厚的厚底能上街吗？那么长的袖子，吃饭拿筷子都不利落；胡子太长，喝水还得把它捋起来。殊不知，这是一种写意，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特征。水袖一转代表着人物内心的翻腾，盔头上的珠子是揭示人物内心的震颤，这些外部技巧都是展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最好的外化手段。在戏曲的舞台上，我们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生活和历史的真实。
    戏曲的虚拟性，集中体现在选择和提炼生活原型，抓住其中最能吸引观众和引发共鸣的关键环节，通过歌唱、对白、舞蹈等形式模拟出来。此外，戏曲的虚拟性还体现在对山岳河流等地理环境、刮风下雨等自然现象以及人物动作的拟化上，正所谓“一条马鞭见骏马奔腾，一条木桨显惊涛骇浪”。借助虚拟性，戏曲把有限的舞台变成了自由、流动、富有弹性的空间，使辗转曲折的情节、异彩纷呈的场景和千姿百态的人物都得到生动展现。
    戏曲的程式不仅包括表演手段、剧本形式，还包括音乐唱腔、化妆服饰等各个方面。比如说服装，老话讲，“宁穿破，不穿错”。而这个“对错”是无关历史的：传统戏中的曹操穿的是明、宋的蟒袍，戴的是宋朝皇帝和大臣的相貂，鲁肃穿的又是明朝的官衣，为什么这么穿呢？所谓“乱穿衣”的“乱”字就是中国戏曲既反映现实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既取材于生活又比生活更美的审美追求。
    京剧这些独特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不同于世界其他戏剧艺术样式，正因如此，京剧在上世纪初就吸引了世界的眼光。梅兰芳先生1919年率剧团到日本访问演出，迈出了中国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步。1924年10月，梅兰芳先生率团再度赴日演出。东京各大报纸以醒目标题予以报道，高度赞扬他精湛的演技，梅兰芳先生的名字也因此在日本家喻户晓。1930年1月，经过长期筹备，梅兰芳先生一行20余人赴美国，先后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派拉蒙影业公司还将他表演的《刺虎》搬上银幕。
    作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京剧人，梅兰芳先生的演出消除了当时西方对中国戏剧甚至中国人存在的一些偏见，促进了中国京剧在海外的传播，增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带动了一批京剧人纷纷走出国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也陆续派遣京剧团赴世界各地访问演出，其中梅兰芳先生又先后于1952年、1957年和1960年赴苏联访问，1956年第三次访问日本，在海外赢得了巨大荣誉。这期间，京剧演员随外交使团出访，足迹遍及数十个国家，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1978年至今，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新一代京剧艺术家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京剧艺术在海外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等著名的京剧团体和地方京剧院团相继加入“走出去”的行列，在世界顶尖的剧场、舞台都有了中国京剧人的身影。
    京剧的传承与发展
    从1942年延安平剧院建立以来，京剧艺术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受社会环境、市场等影响，京剧虽然遇到过不少困难，也走过不少弯路，但都及时地回转过来，并柳暗花明地重新绽放在舞台上。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为抢救和振兴民族戏曲、民间艺术、民俗文化，保护其传统精髓作出了种种努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京剧人，我见证了这40年中京剧舞台飞速的发展，也感恩这40年给予我的机遇。这40年，我与上海这座城市结缘，我和上海京剧院结缘。40年来，我参演了《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三部新编历史剧，收获了许许多多的肯定和荣耀。当然，“三部曲”的成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做到的——一个人唱不了《八仙庆寿》。这些成绩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共同努力，是集体的智慧，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平台和机遇。
    2010年以后，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曹操与杨修》以后还演吗？“三部曲”以后还演吗？考虑到年龄和体力的关系，我不愿把不理想的艺术形象留给观众，这个戏难道就此搁置吗？由此，寻找曹丞相、魏征和于大人接班人的问题就逐渐提上了日程。思来想去，跟上海京剧院的领导进行过多番商量与选择，最终敲定了本院的青年花脸演员杨东虎、董洪松接棒。
    2014年5月23日，传承版《曹操与杨修》剧组正式建立。从念白开始，我帮青年演员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梳理，同时督促他们夯实传统戏的基础并熟读曹操的诗文，教学课堂中还贯穿、回顾了当年创排《曹操与杨修》的点滴历程。磨刀不误砍柴工，令人高兴的是，青年演员们通过整整一年的《曹操与杨修》教学课堂，不仅能完整地传承这出戏，还能对他们在未来的表演有触类旁通的启发。2015年5月26日，传承版《曹操与杨修》正式和观众见面。2016年、2017年，传承版的《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陆续搬上了舞台。
    两位花脸，一群年轻人，三年三出戏，他们终于传承了下来。去年11月和今年9月底，两次进京汇报演出，都收获了好评和广泛的关注。年轻人难免青涩、不成熟，但三年的功夫没白花，所有的方法和积累在舞台上、在青年人身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好评不仅给了我许多信心，也给了“三部曲”以未来！
    近年来，我参与了不少京剧电影的拍摄。比如，2008年的《廉吏于成龙》、2012年的《霸王别姬》、2016年的《曹操与杨修》和今年7月份拍摄完成的《贞观盛事》。《霸王别姬》还于2013年斩获了美国的金卢米埃尔奖，并于同年参加了法国、日本等多个国际电影节，获得广泛好评。《曹操与杨修》于今年8月30日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线放映，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正式进入商业院线的3D京剧电影。近日，这部作品又走出国门，参加了京都国际电影节和法国戛纳电影电视节，收获了众多国际友人的关注和青睐。
    京剧和电影自1905年开始就携手结缘了，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继续努力、尝试，以最新的科技手段和最高的视野平台，不仅是为了艺术的跨界与沟通，更是为京剧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可。
    2014年10月15日，我有幸参加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并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这次会议给了我们戏曲人力量和信心！四年多来，我们共同见证了京剧舞台的变化与发展，见证了传统文化的复苏，也见证了戏曲艺术的异军突起。
    当然，仍有不少问题留待我们思考、转变。例如，文艺创作中的僵化和异化问题。我认为，戏曲不是兵马俑、不是甲骨文，更不是马王堆，它应该是“活”的、流动、发展着的艺术。戏曲之所以能拥有数百个剧种，能够发展壮大到今天，就在于它紧跟时代、贴近民众、对于其他一切艺术形式吸收与借鉴的特质。继承不是原封不动的固守，传统需尊崇但不必故步自封，更无须将自己裹挟在僵硬的思维下；创新也不是无根无序的胡闹，打开思路是好事，但一切皆需以夯实基础、尊重艺术本体和艺术发展规律为根本。没有传统的创新以及没有创新的传统都会离戏曲的本源、艺术的本质越来越远。
    我们要坚信京剧的魅力、传统文化的魅力，要懂得理性的思考和理智的判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形式，一个时代也定然会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作为。面对传统、面对未来，少一些抱怨和牢骚，多一些脚踏实地的干劲，当真正做到了“内外兼修”，做到了及时的自省与自觉，我们对中华文化必然会自信，也必然会赢得世界的掌声与尊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