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惠州日报

白居易《琵琶行》意境

    提起中国文化，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儒家文化，孔子、孟子；还是唐诗宋词，四大名著；抑或是史学经典《史记》、《资治通鉴》。谈中国文化，为何独缺音乐一环？

    中国音乐在文化领域长期处于弱势

    乐器不像许多人所想的，只纯然是个表现音乐的载具而已，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美学的外现，也因此，它有自己的个性。而在中国，这个性尤为突出，因为它直指一定的生命情性，“见器犹见人”，你可以由此拉出的，何止于音乐，更是生命。这生命，在古琴，是高士；在琵琶，是侠客；在竹笛，是书生；在筝，是儿女；在胡琴，是常民百姓。可以说，涵盖了中国人生命情性的全面。

    而何止于生命，更及于文化，这其中所能契入的，还涉及社会阶层、文化特质，乃至历史气象的变迁，透过这具象的存在，许多抽象的精神竟可以如此被我们深刻而贴近地感受着。

    谈中国文化，为何独缺音乐一环？

    谈音乐难，因为音乐抽象。就因这抽象，谈来乃多主观之想象。

    谈中国音乐更难，因为抽象之外，它又居于弱势。

    弱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相对于西方音乐，它真弱势得可以，所以一般不谈它；要谈，就只用西方的观点直接加诸其他。不仅面对西方弱势，弱势也来自它在自体文化的地位。中国是个大文明，历史悠久，绵延广袤，影响深远，诸事乃多有可观者。可有意思也令人遗憾的是：诸方皆擅，却“似乎”于音乐例外。

    音乐例外，的确，我曾在所著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中，以下列的句子问过大家：提起中国文化，你可能想起：哲学里的老庄孔孟、大乘佛学；文学里的诗经楚辞、李杜苏辛；绘画里的范宽、李成、八大、石涛；史学里的史记、资治通鉴；书法里的王羲之、黄山谷……但音乐呢？

    提起中国音乐，论人，你很难直接想起可与上述哲人、画家、诗人、书家并列者；论作品，又哪里有可与《溪山行旅图》《鹊华秋色图》《快雪时晴帖》《寒食帖》及其他经典诗作、文章相论者。也所以，近代论中国文化之诸君子，于哲思、于书画、于诗词固多有发扬，固多能由之发而为美学者，却独于音乐少有提及；有，也只在神话传说或个人的片面经验中带过。

    古代礼乐以音乐强化社会秩序，跟听一般音乐不同

    礼乐在官方或儒家的说法中，被认为“尽善尽美”，许多人常举“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说明它有多好。但实情是，用句现代话讲，礼乐本是种“政治仪式音乐”，而仪式音乐之感人并不在音乐本身，在它仪式的神圣性。政治仪式音乐就像祭孔音乐般，重点在它理念的象征。礼乐，是以音乐强化社会秩序，是在型制象征上直接体现君君、父父、臣臣、子子的音乐。听它，跟听一般音乐不同。

    历代最完备的封建制度在周代，周代礼乐因此成为各朝师法的对象。所谓“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封建制度的完备，礼与乐功不可没，它将社会秩序直接连接于天地法则，所以天子有天子之礼、天子之乐，诸侯有诸侯之礼、诸侯之乐，一丝一毫、逾矩不得。孔子感叹“礼崩乐坏”，正在感叹社会失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作礼乐、记春秋，正是要匡复这社会秩序。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其实是见到先王之乐仍存，匡复有望的激动，与音乐本身的艺术感人并无直接相关。

    礼乐虽是历史的实存，但礼乐却被神化，诸多哲人、史家乃至文人，提起中国音乐，就在这神话中作想象的满足……会不会正因中国音乐确如上述，它只在神话传说里放异彩，只在某些独特片面的领域里有可观？答案当然不是！